张履谦，中国工程院院士，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分配到军委通信部，从事雷达与抗干扰工作；1957年，调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两弹一星”研制工作；1965年，任七机部二院23所副所长，进行防空反导技术攻关和新型雷达研发；1979年，调任七机部“450”工程办公室，从事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微波统一测控（雷达）系统研制；1985年调职航天工业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常委、顾问，从事空间技术领域的工作。

一份沉甸甸的简历，文字背后承载的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由此造 就的功勋卓著的人生。

张履谦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黄花镇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张子尧通过自学《医宗金鉴》和不断实践，逐渐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中医。撑着一把洋伞外出行医的背影，不论刮风下雨、逢年过节，父亲不辞辛苦的出诊的身影，成为张履谦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母亲王淑仪勤奋温良，不仅要料理一家老小的衣食起居，养猪养鸡，还要日出而作，日落不息的承担地里的农活，默默支撑整个家庭。而且， 她从不介意患者弄脏自己的家居厅室，并教育子女要礼节待客。

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父母身上优秀品质潜移默化、言传 身教的影响了幼年时期的张履谦。也正是这样的品性伴随他走过抗日战火洗礼， 在战争颠沛流离的逃亡中坚持学习，一路指引他脚踏实地的迈向了通往进步阶梯的殿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各高等院校逐步从西南地区回迁，并相继开展教学活动。获知有三所学校在武汉招考的消息后，张履谦奔赴报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被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北工学院三所高校同时录取。

出生在战争年代的张履谦认为只有自己能制作飞机、制作大炮，国富兵强， 才不会受人欺凌。抱着读书救国、科技救国的念头，张履谦选择了清华电机系， 从此与电结缘。

1946年，他离开家乡辗转赴校，步行40里到长沙，火车到武汉，江轮赴上海，水路到塘沽，陆路乘汽车到达清华园。他的人生也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张履谦入学当年，清华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大师。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之间，教师相互任课，更使得师资优势进一步增强。沐浴在这种环境下，张履谦拼命吸取大师传授的专业基础知识，聆听过名师周培源老师的“普通物理”、叶企逊老师的“力学”及王竹溪老师的“热学”。教授们在讲课时都特别强调概念理解，比如常迵老师教授的“电波学”。

“电波学实际上是非常晦涩难懂的学科，但常迵老师总能深入浅出的用理论结合实际案例的方式让我们听得懂。课下，常老师出的习题都是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所以必须要听懂之后，认真思考，才能做得出习题。我还记得，常迵老师讲研究课题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要有自己的见解，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要创新。”

当时用的教材大都是国际名著，教师学识渊博，作风严谨，学生学得比较“透”，加之学校严把考试关，不及格要重修。因此，学生的知识基础、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

在专攻学科的同时，张履谦博采众长旁听土木建筑系的素描课，学习绘画 基础知识。去文学院英语系听英诗课程，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世界杰出的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著作很感兴趣。其中的内容，张履谦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莎士比亚《麦克白》中有一句话，‘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这其实与电机系的‘为学与为人’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当我修完一年级基础课程，二年级分配入系，系主任章名涛老师找我谈话时问我从电机系毕业后想做什么？我说想制造飞机大炮。章老师对我的想法非常肯定，并告诉我学习不是为了自己生活的更好，住洋房、开汽车， 而是要为国家做贡献，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这一点我影响非常深刻，我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

张履谦寒暑假从未回过家，他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参加学校的社团，积极投身社会活动。虽然是假期，但他的课业也不懈怠，早上依旧在荷塘边念外语，上午复习专业课。下午和晚上去学校郊区的农村识字班、医疗队和清华职工夜校参加活动。在此期间，他结交了庄沂、许宏温、郭道晖等进步人士。在与他们的长期接触和交谈中接受了许多新思想，也加深了对党的了解。并于1948年，通过庄沂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刚刚入党不久的张履谦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的分配，暂离清华，参加北 京市军管会接管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作。

在石景山钢铁厂，张履谦负责对全厂职工的宣传工作。根据在校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以家访、个别谈心、召开诉苦会等方式，引导工人群众转变思想，提高觉悟。为了工作，他日夜忙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实在饿了就掏出兜里的花生米吃几粒。张履谦所作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党内文化名人贺敬之等人的热情肯定，还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赞赏。1949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到钢铁厂视察时，张履谦向他汇报了接管前后职工的思想变化和自己的工作体会。彭真对他做的创造性工作非常满意。在得知他是清华一名大三的学生时说：“新中国需要你们这样的知识青年，希望你能够继续完成学业。”

随着石景山钢铁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张履谦回到清华园，重新开始专业 知识学习。

1951年，张履谦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军委通讯部。就是这一年，他第一次正式步入工作岗位、第一次穿上军装、第一次接触雷达，也是第一次奔赴 前线。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美国B-29飞机对鸭绿江两岸狂轰滥炸，试图切断前线的运输补给。同时施放电磁波干扰使我国前方防空雷达看不到敌机，我军引导雷达不能引导空军作战。张履谦临危受命奔赴前线，“不解决问题绝不回北京”这是决心，也是命令！经过几个通宵的研究后，他提出雷达收发设备快速跳频和雷达交叉定位的解决方案。“战地器材短缺，形势又紧迫，我就用金属罐头盒制作电容器，用拉杆麻绳作快速联动装置。这个思路正确，罐头盒加麻绳就解决了抗干扰问题。虽然没有学习过雷达，但在清华无线电课程中讲过电容器性能与它的面积大小有关，由此想到了用金属罐头盒来改变频率这个办法，这也是第一次我把清华学习的理论用在实际中。”张履谦说。

值得一提的是，60多年前张履谦发明的快速跳频的方法，至今仍然是各种现代雷达抗干扰的基本手段。

有了抗美援朝抗干扰的经历，张履谦立志攻克雷达技术。他每天晚上八点后，坚持看书学习两个小时，再加上周末节假日的时间，经过十二年刻苦学习，读完了全套28册英文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编写的《雷达丛书》，这是一部雷达技术的经典巨著，书中的诸多理论与设计技术，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为他从事雷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委通信部成立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组，张履谦任组长。在此期间，由他领导研制的多种雷达抗干扰电路，被送往前线部队试验使用，获得了较好效果。他还总结前线抗干扰经验，写成操作规程颁发给全军，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对抗的首个条例。

1956年，总参通信部成立雷达干扰与抗干扰研究室，张履谦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研究室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自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高功率微波干扰机，到多种雷达侦察接收机，从自行设计瞬时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到活动目标显示滤波器，种种成果不胜枚举。同时，研究人员也由十几人扩充到三十余人。著名电子学家黄足、导弹武器总设计师李一鸣等都曾是其中一员。张履谦的工作为我国电子对抗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年十月，党中央决心发展尖端武器，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年，年仅31岁的张履谦调职到第五研究院二分院，担任雷达研究室副主任，就此开

启献身我国航天事业的生涯 。

二分院刚成立初期，正是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时期，又逢苏联毁约撤走专家并带走所有关键数据材料。“没有调试设备我们就自己造，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们就仿照样品来设计。”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张履谦带领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研制人员经过千万次的反复试验、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东风一号”地地导弹、“红旗一号”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的仿制工作。

六十年代初，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的关键时期。美国急于了解中国发展尖端武器的研制进展，派出有“蛟龙夫人”之称的U-2高空侦察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探查军事情报。它携带干扰机干扰我地空导弹雷达站，张履谦向军委总部出谋献策，并亲临改装雷达，多次击落了美国U-2飞机。

红旗一号仿制成功后，张履谦根据部队扩大导弹作战空域、增加雷达作用 距离、提高命中精度和增强抗干扰能力等要求，担任地空导弹制导雷达主任设计师，采用雷达新体制，增强雷达发射功率，降低接收噪声，预埋了多种抗干扰电路，完成了地空导弹红旗二号制导雷达的研制和定型，批量装备了部队，并在干扰条件下第5次击落了美国U-2飞机,由于我地空导弹有较强抗干扰能力，U-2飞机再也不敢侵入我国。红旗二号防空导弹成为60年代至21世纪我国空军防空

作战的主战装备，服役40余年。

接着，他领导研制完成一部C-频段导弹精密跟踪单脉冲雷达，达到当时技术先进水平。他领导进行了远程精密跟踪相控阵雷达的总体设计，攻克了天线、移相器、收发组件、波束形成、信号处理等技术关键。他指导完成了合成孔径雷达（SAR）的研制，装备在我国第一颗全天时、全天候传输型对地观测卫星上。他的工作促进了雷达技术进步。

1979年张履谦调任七机部“450”工程办公室任工程总设计师，主持研制我国通信卫星工程中的一部多载波、多调制、多功能一体化微波统一测控（雷达） 系统和一部超远程引导雷达。在高端仪器、器材无法引进等困难条件下，他与同事日夜奋战攻克技术难关，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实现了对三万六千公里卫星发射的实时控制和准确定点，使我国在地球赤道上空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使我国空间测控网到得了更新换代。

1985年后，张履谦调职航天工业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常委和顾问，从事空间技术领域的工作。他参加了我国气象卫星、通信广播卫星、对地观测卫星、导航定位卫星、数据中继卫星等项目研制，做了立项论证、方案设计、重大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他是中国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科学家之一。他领头撰写了《提高我国应用卫星研制水平的研究报告》，提出我国卫星研制的 需求、差距、发展型谱、关键技术、解决途径、措施等具体建议，得到原国防科工委的采纳，使我国迎来卫星研制的崭新局面。

他参与中国“神舟”载人航天、“天宫”空间站、“嫦娥”探月、“天问”火星探测等工程研制，审查设计方案，指导重大关键技术攻关，进行独立风险评估。他是最早向国家提出建议中国建立载人航天、空间站和载人登月工程的科学家 之一。

张履谦的一生俨然就是一部我国雷达与航天的发展史，他见证和参与了我 国雷达、电子对抗和航天技术的发展过程。如今青丝已变白发，虽步履蹒跚但从未停歇，“我一辈子其实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学习，一个是实践。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实践。”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已经步黄昏晚年的张履谦依然坚持关注雷达与航天技术最新发展，坚持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概念。

在提及他对在校学生的寄望时，他说道：“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将来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把所学知识报效给祖国，应用在祖国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同时，希望清华电机系的同学们能够锻炼好身体，响应马约翰老师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争取做的更好、干的更久。”

这一生，张履谦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奉献给了祖国，用近七十年的默默坚守， 让我国的雷达与航天事业绽射出耀眼的强国强军之光。他忠于科技报国的信念和使命，生动诠释了从清华园走出的科技工作者知识报国的人生价值，用一生书写了一曲践行使命的精神赞歌……